官学规模，鼓励地方州县设置官学。命孔颖达编撰《五经正义》统一经学解释，逐步完善科举制度，将科举制度常态化、规模化。这三项举措是相辅相成的，士族门阀的崛起，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取得释经权，而《五经正义》的编撰，并成为科举的标准化教材，打在了士族门阀垄断文化和阶级上升通道的七寸上。而扩大中央和地方的官学，也给寒门学子提供了不算宽但是存在的系统学习科举所需文化知识的通道。有了这两项举措的保障，科举才不会沦落为士族门阀垄断官场的另一场游戏。】
【当然，二凤是人不是神，我个人觉得他让人编撰《五经正义》的根本原因在于统一经学释义、结束文化分歧、巩固统治，推动儒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打击士族门阀是客观效果。但不管怎么说，历史意义都是积极的。】
【科举制度化后，李世民曾得意的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然而很遗憾，贞观年间的科举打破门阀垄断，开启寒门上升通道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效果。贞观年间科举进士的年平均录取人数为九人，总录取人数约为205人，其中士族出身占比七成以上，而当时全国九品以上官员总数约为5000人，寒门占比极低，并不足以改变官僚构成。】
【导致这样的结果，原因是多样性的，士族子弟在名师、藏书、人脉上皆有极大的优势，寒门子弟难以公平竞争；且科举本身有制度漏洞，公荐与行卷合法化，考生考前向公卿名流投递作品（行卷），获取推荐对录取至关重要。再加上极低的录取率，人脉弱势的寒门子弟很难出头。】
【当然，即便后来科举制度更加完善，‘弥封’法被广泛采用，仅仅是因为教育资源不公平一项，寒门子弟就很难跟世家子弟竞争。更何况寒门也是门，也是门第较低的世家和小地主阶层；普通百姓依旧没有上升渠道。当然，这些是时代局限性造成的，直到现在，我们好不容易有了高考这样前所未有的改变命运的通道，还有人试图通过各种手段破坏高考公平性呢。我们不能指望一千多年的李世民一锤子搞定这些问题，科举+五经正义+开办官学三板斧确实都砍在了关键点上，其历史意义就是进步的，积极的。】
李世民手指有节奏的敲击着龙椅的扶手，对一旁的房玄龄道：“天幕所言的弥封之法很好，录取名额也可适当放宽。另命中书省起草圣旨，各州府开设官学，资质上佳的百姓子弟亦可入学。”
大族耆老们：骂累了，天幕不挖断士族根基不肯罢休，真是该死！
【除了这些贞观朝耳熟能详的文治成就，其实我还想说说修史。大唐于公元629年正式设立史馆于禁中，由官方监修国史。这结束了以私人修史为主的时代，开创国家主导修史的新时期，影响千年。】
【但是对于官方修史制度化的确立，评价也两极分化。正方认为，官方修史能够系统性保存文明记忆；保证历史记载在形式和连续性上的高标准；总结治乱兴衰的教训‘以史为鉴’，为治国理政提供参考；促进文化整合与认同。反方认为官方修史是服务于皇权、为尊者讳，会对本朝统治者过失、宫廷丑闻、敏感事件等进行刻意隐瞒、曲笔或美化；历史记载因为迎合官方意识形态而失真；史料筛选上，会弃用甚至销毁对本朝不利的内容；对前朝、对威胁本朝统治的势力（如农民起义）刻意丑化等等。】
唐武德年间，李元吉冷笑一声：“可不就是做贼心虚，所谓官方修史，不过是遮丑罢了。”
【讲真，其实我觉得官修史书的负面影响也切得很准的。官修史书以后，某些朝代对前朝的抹黑到了不讲逻辑，毫无底线的地步。有些细节上，编得不讲逻辑，简直是侮辱大众智商，谁信谁傻逼。】
清朝明史馆，负责修史的官员们突然觉得汗流浃背了呢。
【但是，贞观年间官方修史有绝对的积极意义。帝国长期分裂，到了南北朝时期，虽然比起五胡十六国时期相对稳定，但是南北朝都觉得自己是大汉正统继承者，是唯一正统王朝，对方是乱臣贼子。这导致即便隋唐时候，实现了疆域上的统一，南北文化依旧是撕裂的甚至对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