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和他的兄弟（1 / 3）

先说大伯。大伯今年五十六岁，他们兄弟中最小的是我是四叔，才三十来岁，大伯的大儿子比四叔都大。这不奇怪，那个时候我们国家还没实行计划生育，倘若要在在苏联，我的奶奶一定会成为“英雄母亲”小的时候，我跟着母亲住在乡下，房子是爷爷奶奶给他的儿子置办的。农村的习俗，儿子结婚，上一辈总是要给他一套房子的，无论建得怎么样。大伯家的房和我家的房子连在一起，中间的堂屋是公用的。我记得事的时候，大伯就是我们那个队的队长了，算得上是村委，附近哪家有什么事情总要找上他，像夫妻吵架他都要过问，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他却不在乎。大伯有一手绝活，那就是吹唢呐。所以，一般村里哪家有红白喜事一定得请他，并不仅仅是看在他大小是个官的份上，而是请他吹唢呐。一般说来，吹唢呐都是两个人，而大伯和村里也是一个老唢呐是金牌搭档。那种阵势我见过，两个人往堂屋里边上的桌子旁一坐，眼光一接触，心里都有数了，一个人先吹起来，另一个人就天衣无缝地接上去，配合得恰倒好处。曲调也是花样百出，他们吹唢呐也不用谱，凭的都是记忆，时间一长就成了惯性，就像某些书中描绘的武林高手那样，一个词：心随意动。所以我不知道他们吹奏的曲子名字是什么，我问大伯，他也不知道，说都是上一辈传下来的，谁知道呢？除了吹唢呐，还有吹大号。每当有重要宾客来的时候，大伯会从墙上取下号来，伸长了，喇叭朝着大门，深吸一口气，抵住号嘴缓慢地吐气，大号便响起来。先是小声，慢慢变大，中间抑扬顿挫的，一口气放完就该是高潮了。这时候，大伯紧接着再吸一口气，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吐完，那号声就震耳欲聋了。我仔细地观察，觉得真的是一门艺术了。他们也不要求有什么报酬，但主人家总会在他们走的时候每人塞一条猪腿什么的以作答谢。现在，大伯的大儿子也跟着他父亲学起了吹唢呐，也算是子承父业，好久都不回老家了，大哥应该满师了吧。大哥和二哥都结婚了，像爷爷一样，大伯为他俩修建了房子，跟他和我父亲的房子一样款式。而轮到三哥就麻烦了，虽然结了婚，但只能和大伯住在一起了，大伯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四哥和五哥都在广东打工，如果某一天回来成家立业，恐怕够他喝几壶的了。我父亲在机关工作，大伯有什么事情找到他，而有的恰恰是他办不到的，只能拒绝了。大伯不理解，有时候说几句“两家话”意思是怪父亲。父亲倒不说什么，他从读书就在外面，一年难得回几次家。而母亲和我呆在乡下有六年多的时间，或多或少让大伯“另眼相看”了。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大伯常常对母亲说，太学（父亲名字）六岁那年吃杏子，杏仁卡在喉咙里出不来，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在家，还是我伸手把杏仁给抠出来，不然——再说我父亲。父亲四十有四，你也许要问了，为什么和大伯相差那么大呢？因为我还有两个姑姑，都比父亲大比大伯小，还应该有个二伯的，但不幸夭折了。可能在他们四兄弟中，我奶奶最愿意提起的就是父亲了，只有他在政府工作。但据我父亲讲，小时候，我的爷爷他的老子是不赞成他读书的，幸而奶奶说了句公道话，就让他读吧，等哪天他不想读了，自己会回来的。但父亲却没有回去，读着读着就读出名堂来了，考上了县里的师范学校。那时候的师范学校一年只要十来块学费，每个月国家还给学生补贴。一年的补贴加起来远远超过了学费，这是计划经济的好处，像父亲他们就沾光了。父亲毕业后先是一名民办教师，不几年就转成公办，正二八经一名吃公家饭的国家干部了。教了年书，父亲就转业到政府里，当过几年武装部长，我看过那时候他的戎装相，觉得蛮帅气的。紧接着再转业，成了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一直就干到现在。父亲尝到了知识的甜头，对我们兄妹俩的学习就督促得紧了。每当我抱怨学习困难的时候，他就忆苦思甜了：当初我们读书是什么条件？你是没经历过，一年到头穿草鞋，帆布包一背就是六年。衣服是你爷爷奶奶的衣服改的，我到师范才穿上的确良（衣服），第一双皮鞋也是工作后才穿上的。你苦，也不想想我有多苦。父亲这么一说，我就哑口无言了。是的，我的确不能跟他比，他凭着自己的勤奋改变了自己的人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尽管他是被逼的，但总的来说，他走上了一条和他的父辈他的兄弟不同的道路，也值得让某些人羡慕的。父亲每年过年都回老家，挈妇将雏的。前年奶奶八十大寿的时候，她的儿女们为她实实在在庆贺了一番，其中父亲单位的“国家干部”都去了，我知道，奶奶心里一定非常高兴的。父亲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当然，这是他在教育我的时候说的。高中毕业那年，我想考军校，但因为近视未能录取。看到其他人因为走后门即使戴上眼镜也走进了军校的大门，我很不服气，说，我不能上分数线，那是我的错，但我上去了，你却不能送我去，那只能说明你没有能力。父亲倒是干脆，也不逃避，说，是的，我的确没有这个能力，我承认。每条路都得有人去走，看你走哪一条。三十六行行行出状元。为什么非要考军校呢？读一般大学不也一样吗？刘少奇说“读书做官”我没能当上官，但我至少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