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和他的兄弟（2 / 3）

愁温饱吧，不像你大伯在家辛苦劳动一年还得盘算收成，我很轻松。压力有，你们兄妹，不怕送不起，就怕你们考不起。我理屈词穷，后来通知书来了，我乖乖地带着他的嘱咐来到大学。父亲也常拿“农民的儿子”自居，甚至把我也当成农民的儿子（其时我已随他成为城市人口）。他觉得自己能够“混”到今天这个地步已经很不错了，似乎有种“知足常乐”的味道。现在，他的儿子即将大学毕业，女儿也将参加高考。我不知道自己将要走哪条路，就像当初他考上师范时不知道二十年后自己会是一名警察，但有一点，无论我怎么走，他在奋斗中的点点滴滴都见伴随着我，无论好与坏，成功，或者失败。

再说三叔。叫他三叔，自然比父亲小了，但他却比父亲先一步结婚，所以他的儿子比我都大一岁。怎么说呢？三叔，就像父亲一样，两个人都在老大与老幺（农村对最后一个孩子的叫法）之间。但比起父亲来，他就吃亏许多，他分到的房子显然比父亲要小，父亲跟大伯是一个级别的。拿现在的话说吧，我家的房子是三室一厅，他分到的却是两室一厅，而这个“厅”更是小了许多，没办法，谁叫他是老三呢？三叔也有一个本领：砌墙。一把瓦刀行遍天下。砌墙只是书面说法，我们通俗叫作“修房子”而修房子并不是“砌墙”所能涵盖的，它包括打地基，之后才是砌墙，最后还要封顶（农村叫“搭板”）。显然，这是大伯吹唢呐不能及的，这大概是三叔家比大伯家殷实的原因吧。三叔可以说是建筑行里的状元了，前提是在我们那。他的这一手技艺是跟他的连襟学的。我们那的农村开始推行沼气照明，得修沼气池。三叔成为首批培训的技工之一。划地建池都得叫上他。当然，报酬也是丰富的，要修池子的人家对他们是好酒好肉的招待。三叔早就鸟枪换炮了，腰里别一个品牌手机，卷尺随身携带。毛主席的战士是“哪里需要哪里走，打起被包就出发”我的三叔则是“哪里需要哪里走，拿起瓦刀就出发”三叔多半时间在外面，家里事无巨细都交给了三娘，三娘是个贤惠的女人，从来都不会对丈夫有所微词。她知道丈夫并不是逃避责任，而是有更重要的事情做，他在外面挣钱，也是为这个家庭着想的。在我读高一的时候，三叔家就建起了一座房子，两边对称，我心里暗笑。三叔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我想他也在学着他的父辈为儿子置办家产吧。但由于有我父亲的例子，他也知道知识的重要，总是叫儿女好好学习，将来别像他那样风里雨里的来去。可惜的是，他的一个儿子和女儿都辍学打工去了，另一个儿子也该高中毕业了。虽然父亲是市民，但也从爷爷那分到些田土，我和母亲在家时，栽种的事情自然由母亲来做，但我们举家搬到城里后，情况就变了，留下的田土怎么办？通过协商，父亲就把它们交给了三叔，田里的收成归我们，土里的收成归他们。后来三叔干上建筑这一行后时间分配不过来，就不想种了。父亲说，不种也可以，就让它长草吧。那是多好的田多好的土啊，没办法，三叔和三娘咬牙撑了下来，那些田土里自始至终都长着人们赖以生存的粮食。最后说说四叔。在四叔身上，有着太多的传奇色彩。四叔身高一米八，又有一张酷酷的脸，典型的美男子，但他却过早地结了婚。他的婚姻是被逼迫的。当时四叔正读高中，马上就要毕业考大学，成绩也是呱呱叫。但命运却与他开了一个大玩笑，就在这个时候，我的爷爷偏偏要拉他回去完婚。那个时候四叔还不到二十，他是哭着回去的，从这里可以看出来，我的爷爷那一辈人对知识分子的蔑视。当时我父亲还在教民办，工资仅够养家糊口。对于这桩典型的包办婚姻，我的父亲是坚决反对的，但可惜那几天他正在地区学习，回来那天正是四叔的“大喜之日”在路上，有人对他说，太学你不喝你弟的喜酒在这里干什么？父亲大惊，问明原委，骑着自行车飞也似的往家里赶，在离家不远的田埂上，他听到了代表喜庆的吹吹打打。父亲长叹一声，为时已晚。我不知道他当时是否流泪了，但要换作是我，一定会心酸无比。一棵好苗子就这样废了。父亲后来说四叔，你怎么不跑呢？躲到亲戚家里等我回来就好说了。父亲挺后悔的。还有一点，在四叔的婚礼上，吹唢呐的正是大伯和他的黄金搭档。既然生米煮成了熟饭，四叔也只好顺从了。但人才毕竟是人才，不可能安于现状守着家里的几分薄天的。在他的第一个儿子出生不久，四叔就南下打工去了。后来母亲对我说，幸亏四娘给他生的是儿子，不然早就离了。在农村，父亲最宠爱的就是幺儿子了，爷爷过逝后，奶奶就和四叔家生活在一起，这也农村的习俗。应该说，他们四兄弟都是孝顺的，其中尤四叔为甚。四叔就想不明白，他的二哥都没被逼婚，却轮到自己，为什么母亲不说句话呢？我所认为的情况是这样的，我的爷爷在四叔结婚不久就去世了，他也许是想在自己生前能看到自己的儿子都能成家立业吧。关于四叔在广东的遭遇，他偶尔也对我提起。他流落过街头，当过搬运工，进过玩具厂前景逐渐明朗，最后他在在一家灯具厂当了一名模具工。打模具，实际就是画图。四叔是高中生，有一定的几何功底，干到后来得心应手，全场厂的灯具都是根据他的图纸生产出来